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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米乐体育官方网站 发布时间：2025-12-29 13: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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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他以中国少林武功和武当剑术开了华夏武馆并成为第一代掌门人；仰光，她的傣族孔雀舞使她不仅仅在酒吧而且在歌舞剧院的舞台上出现。
在中国时，他的居民身份证上标明他姓王名楠，他之所以以东方如龙重新命名自己就是要表达这四个字所显现的意思——东方如龙！
他的强烈个性及他的民族自尊心理不能不时时、事事、处处都强烈捍卫着做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尽管他已经定居在距中国上万公里之遥的法国。
他是从天津市南开中学以一个初中三年级学生的身份到吉林省吉林市附近一个农村去插队的。本来他可以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去多少吃一点皇粮，但他体弱多病的母亲为响应当时“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去了吉林省吉林市附近的那个人民公社，为了照料母亲，他也到了那里。
据一个进入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同窗好友向他透露，他已经被分配到一个砖瓦厂去当工人，可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和“”初期自杀的现行问题，又取消了他这个资格。
于是，他突然醒悟到了一点：留城市和下农村原来也是显示一个人地位的标准，人和人之间依然是不平等的，他从本能上最痛恶的这个社会癌症根本没因为轰轰烈烈的“”而得到改善。
他只有承认现实，谁让他父亲解放前曾做过某家银行的保镖，以身家性命去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呢？又谁让他父亲一生梗直，受不得半点人格屈辱而在被一群街道老娘们批判后便上吊身亡呢？
在那个叫苇子坑的小村里，他们其实也没有受到更多的不公平待遇。他只身一人北上到当时震惊世界的珍宝岛前线是在母亲去世以后。他知道，若是在天津市，能够有大医院治疗，他母亲的糖尿病也许能够治好，起码能够使生命多延续几年，但是，在苇子坑村，他最多只能把母亲送到几十里外的吉林市，何况他变卖了母亲带来的所有东西也刚够母亲住进一个小医院的钱。那个小医院也算尽了力，使他母亲在昏迷三天后才离开了人世间。他是在吉林市火葬母亲时得知苏联人攻打中国的消息的，“老毛子们又开仗了！”这是老东北人的说法。
在东北插队，使他早就知道了当地人管苏联人叫“老毛子”，也使他知道当年“老毛子”和“小鬼子”欺侮中国人的惨痛历史，在吉林市，就有不少“老毛子”和“小鬼子”奸污中国妇女而留下的后代，一些中年妇女说起“老毛子”和“小鬼子”就会面带惨状。
当然，他并没有捞到打“老毛子”的机会，充其量他只听到了炮声，看到了一些伤员，而后便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当作“阶级敌人”抓了起来，痛打一顿，关了半个月，搞清楚他的身份，才被押送回苇子坑。
原来打“老毛子”同样要讲身份！他多少有些沮丧，觉得心里憋得慌，这才使他去和村里的小伙子们一同习武练功，以发泄一肚子恼火。
苇子坑村里有几个老“响马”，祖籍在天津，据说和津门大侠霍元甲还有点什么上辈子亲戚关系，因父辈当过义和团，失败后纷纷四逃，他们就躲到了关外，有过一段杀富济贫，灭赃官，讨恶霸的经历，因而也有一身上好的武功。
他插队十年，光棍一个，天天五点钟起来练功，不仅从老人那里学得了一身少林拳术，武当剑法，而且还使强烈的民族感在心灵深处扎下了根。
1978年，他的两个姐姐想尽办法把他的户口办回了天津，并为他在一家机器制造厂找了一个当翻砂工的工作。
很快，私房政策也得到了落实，他家在小王庄的一个院子又归属他名下，虽然因1976年唐山大地震而只剩一间还站立着的旁子，但半亩大的空场正好给了他继续习武练功之地，使他还保持着插队时的习惯，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打拳要剑。
几年下来，他在那一带也小有名气，还收留了不少慕名前来的年轻男女为徒，在工厂里，他的好打抱不平也全厂皆知。为此，他招来不少麻烦。
在工厂里，他有一次一拳把一个调戏一个女工的车间主任打得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挨了个处分。
最终使他被开除厂籍的是他有一次把拳头打到了南开大学一个黑人留学生头上。那个黑人留学生喝醉了酒，居然在南大门口将一个陪他跳舞去的外语系女学生往树丛中拉，有两个男同学劝阻，那黑小子仗着会点西洋拳，将两个男同学都给打昏了过去。
正在这时，他上夜班路过，看见黑人居然也这样猖狂，上去就打，黑人抵抗了几下，根本不是对手，结果被打塌了鼻子，打飞了八颗牙，还断了一支胳膊。
黑人提出了抗议，说是那女学生本来就是和他同居的女朋友，还要嫁给他出国，仅仅是不愿意按黑人习俗，在外面野合而已，并非是什么流氓行径。那女学生也承认是事实。
他被开除了，他在家待业无事可做，又值中国慢慢的开始了拳术、散打的比赛，他便成立了一个自发的拳击格斗协会，每天与人比赛，所有寻上门来之人，竟无一个对手。
有一天一个金发男子经人引见，来拜他为师。看着这外国人，他就想起那些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昂的所谓上等人和一些假洋鬼子来，他不由分说，上去先是一顿痛打，直到那个叫做马乐尔的家伙趴在灰尘中。
没想到这个法国小伙子认为这是师傅在试他的功力，毫无怨言，依然跪在地上磕头叫师傅，并且送上了一千美元作为学费。
他的自尊心得到了空前满足，也就收留了这个自称全法国大学拳击赛冠军的小伙子。
半年之后，马乐尔回国了，不时和他有通信往来，终于有一天寄来一份邀请书，请他到法国巴黎去讲学，传授中国武功，并汇来全部路费。
他用了半年时间才算办理好出国手续，乘座中国民航的波音747飞机来到了三十多年来他只从地理书和新闻联播节目中知道的法兰西共和国。
马乐尔到机场去接他，并把他安排在自己家中居住，然后带他去参观巴黎的名胜古迹和风光。
他迫不及待地要开始讲学，他渴望那些蓝眼睛、高鼻子、黄头发、白皮肤的人一个个跪在他的面前，齐呼他一声“师傅”他要将这一场面拍摄下来，寄回家去，让那帮看见外国人就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像个三孙子的家伙们见识一下，中国人也他妈是爷爷！
他得到了这种满足，八十个法国男女青年排成八排，像中国人拜师一样，整齐地跪在马乐尔家门前的草坪上。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马乐尔居然还摆上了一个香案，上面放着香炉，香烟徐徐缭绕。
在磕头之前，马乐尔先上去朝每人踢了两脚，打了一拳，一时间几个小伙子趴在地上，两个姑娘“哇哇”大叫。马乐尔把当年在天津被师傅先打一顿的情节照搬到巴黎，他怕师傅打八十个人太累，由自己代劳了。
这些场面不但被拍成照片，而且还由巴黎一家地方电视台摄制成一部电视新闻片，播放出去，东方如龙的名字被看过电视片的法国人认可了。
促使他留在法国并成立华夏武馆的倒不是因为一个浪漫的巴黎姑娘疯狂地爱上了他，并死死地要求嫁给他，而是他去戛纳参加了一次国际电影节之后才萌生的念头。
东方如龙接受一个制片商邀请是为了看电影。看电影可以说是他对文化的最大爱好，在当知青时，每当有新电影放映，他总是不惜走上几十里路去观看。在巴黎时，电影虽多，但他大都看不懂，听说电影节上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新片子，他当然要去。
制片商之所以邀请他，是想让他参加一部电影片的拍摄，在里面演一个中国绿林好汉，协助巴黎警方破获了一起中国黑社会的贩毒集团。
没想到，他无意中听到不少人在议论香港功夫片时说中国武术是花拳绣腿，充其量属于艺术体操，好看不好用，这使他大为愤怒，更可气的是一些中国人也奴颜卑膝地附合这些说法，吹嘘什么史泰龙之流才是真本事，得过世界健美冠军。
他找到请他来的制片商，要求在电影拍摄时玩真的，否则他不演。制片商当然不敢，打伤了人他可负担不起医疗费和赔偿费。他只好拒绝了这个片邀。
回到巴黎后，他不再与马乐尔续签合同，表示要自己单独成立一家华夏武馆，专门宏扬中华武功，接待各种各样的挑战者，看看是东方拳厉害，还是西方拳厉害。
武馆挂牌之后，他果然还迎接了几个不服气的法国人，结果被他以正宗少林拳打得那些人狼狈不堪，还有一个日本人前来用刀术挑战，不到五分钟，便被他以武当剑法战贩，俯首称臣，要拜他为师。
后来，果真有黑社会分子请他去充当杀手，报酬高得令他昨舌，但他还是没有接受。插队时他从那几个老“响马”那里所接受的武德熏陶，使他绝不愿以武扬恶。何况，他生性就刚直不阿，1966年他参加“破四旧”抄家时，连资本家的水都不喝一口，宁肯跑到外面去喝自来水。
他挂出华夏武馆的牌子，只是为了以一个插过队的知青名义证明：东方如龙！华夏之邦不单单是拿破仑所说的睡狮。
肖萍在过泼水节，这是她人生经历中第二十次参加这种颇有意思的盛大民族节日了。
为此，她特意装扮了自己，一条墨绿色带有金钱图饰的筒裙裹在下身，线绿色的薄纱尼龙衫紧紧绷住上身，使整个女性曲线暴露无遗，她轻盈地旋转了一下身躯，多年来坚持不懈的练功使她的舞姿依然楚楚动人，像一只欢跃的孔雀在亚热带雨林中嬉闹。
她演出的地点在缅甸联邦首府仰光的大金塔前。政府首脑和社会名流及各国驻缅甸使节都将出席大金塔前的盛会。
她能在此处演出，是幸运的，因为她不是国家艺术团的演员，还因为她根本不是缅甸人，她只是侨居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而且，她原来不过是咖啡馆里的而已。
她很希望在这次演出时，那个曾抛弃了她的男朋友能在场。她不是想炫耀什么，以她的年龄，她不可能再成为出色的舞蹈家，她只是希望那个嘲讽、鄙视过她的男人知道她并没有丧失一个女人的尊严，她自身的价值在另一个国度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
她大概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哭了，最后一次哭还是在男朋友离她而去的时候，她整整哭了三天，几乎想去死。但她没有死，她相信自身还会活得很好，起码要比那个把感情视同破烂的英俊男子活得好！
她对孔雀舞发生兴趣，继而爱好上舞蹈这门艺术是在到云南生产兵团当知识青年以后的事。
从昆明乘坐汽车到达西双版纳的第一天，她刚好赶上了傣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泼水节。她一下汽车，就被一群热情的傣族姑娘用洗水盆浑身上下浇了个透湿。
看到所有人浑身都水淋淋的，而脸上充满着欣喜和开心的笑容，她也并不感觉自己有什么不愉快。何况，她很快便被空场上一群傣族青年男女的孔雀舞所吸引了。
她所在的连队与傣家寨子相邻，在那里，她学习到了最原始、最古朴、也最动人的孔雀舞的各种舞姿。
1975年省里一个文艺学校到取消了生产建设兵团番号的农场来招生，她叔叔由于部队干部的错误管理路线有功，已经提拔为分场副场长，因而全分场唯一一个名额落到了她身上，她成为了省城某文艺学校舞蹈干部班的学员。
就是在昆明著名风景区西山脚下的这座校园中，她第一次谈了恋爱，也第一次委身于那个英俊刚健，风度翩翩的男人。
她以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来到了，无论生活和事业都将出现旭日般的辉煌，因为几年没有招新演员的省歌舞团将要从她这个班中招一批毕业生，也因为她的情人是那个歌舞团中的导演，他在招演员工作中举足轻重。
但是，她所期待的黎明并没有到来，迎接她的只是一场暴风骤雨，或者按橡胶农场的工人的话说，是低温降临。
她没有被分配到省歌舞团当演员，而是又回到农场去当文艺干事，负责农场的业余文艺生活。更令她震惊的是她的情人对她的评价：她平足，不有几率会成为优秀的舞蹈演员，而且过于丰满，在舞台上太性感，当然在床上还是令人满意的。她去找情人，而情人避而不见，最后干脆出差到北京去了。她不能不按时回农场报到，否则会被取消分配资格，也就是说有被开除公职的危险。
这大概是她二十三年生涯中遭到的最沉重打击，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嚎啕大哭，后来又爬上西山龙门，想一跃而下，以死来获得对痛苦的解脱。
然而，她没有死，倒不是她缺乏勇气，而是另一种念头又占据了她的灵魂：她为什么不能好好活着并活出个样子来呢？这才是对痛苦真正的解脱！
她回到了农场，继续她知识青年的生活，也继续做着她成为专业演员的梦。这种梦不是没有一点实现的可能，起码西双版纳州每年过泼水节的时候，她已能在专为农垦搭建的舞台上演出她的孔雀舞了，而且总能赢得阵阵热烈掌声。她出国到缅甸去是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之后
因为她不属于成批被分配来的知青，因而想办手续回湖南长沙极为困难，或者说若不嫁给一个长沙人，几乎就没有再落户回去的可能。而她第一次爱情留给她的伤疤使她根本不敢再想和男人打交道之事。那么，她只有孤寂地留在农场了。
是一个北京女知青挑起她到缅甸去的念头，这个北京女知青的男朋友越过边境线去当缅共游击队员，后来在德林达依省的一个城市中开了一个咖啡店，已经定居下来，很想找几个中国人当帮手，这个北京女知青之所以没回北京就是想去缅甸与男朋友相聚。
一种想改变生活的冲动使她答应了北京女知青的邀请，而且此时她已经知道缅甸的风俗与傣族相近，那里同样是孔雀舞的故乡，她可以在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有朝一日再回国来演出，以中国人的普遍崇洋心理，她一定会被承认。
从西双版纳的打洛，三个女知青打扮成傣家妇女的模样，轻而易举地渡过打洛河，穿过一个小村寨，便进入了缅甸领土。
到了德林达依省那座城市里的咖啡店之后，三个女知青很快便获得了缅甸的长期居住证，在政府官员极不廉政的东方社会中，贿赂一下移民局和警察局的官员并不是什么难事。当然，除了那个北京女知青因为是店老板的情人外，肖萍和另外一个女伴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必须在这个名叫梦之乡的咖啡店干三年，而且第一年不发工资，用以偿还购买护照的费用。
唯一使她心理上不太能接受的是当班时的服饰，不是穿色彩鲜明的纱笼，而是学成土著民族女人的样子，仅在胸脯和下身围几片树叶遮体。当然树叶也是用上好布料制作的。
在咖啡厅中增加舞蹈节目是肖萍自己提出来的，为了可以吸引顾客，也为了可以不中断她对孔雀舞的苦苦追求。
三天之后，咖啡厅门口竖起了巨大广告牌，上面写着：东方美女的东方之梦，孔雀之乡的孔雀之谜。
不到晚上九点钟，咖啡厅一百多个座位和十个包厅全部坐满了来宾，几位女招待穿梭般地忙碌着，美酒、咖啡、小点、瓜果不断地摆到客人面前。
九点整，本来就昏暗的灯光突然熄灭，然后中间一块不大的玻璃钢地面下亮起了淡绿的光斑，肖萍以一只孔雀的卧姿展现出众人面前。猛然，她昂起头，手臂举起，手指做出孔雀啼叫的姿态，慢慢地，她挺胸而立。
她下身围绕的是一圈真正的孔雀长翎，上身只着淡绿的胸罩，头上竖起孔雀的花冠，两眼放射着激动的光辉。
她的舞整整跳了半个小时，忽而舒展温情，忽而激荡热烈，忽而昂首伫立，忽而长卧不起，确实令观众如痴如醉。
她获得了成功，她的平足并不影响她的民族舞跳法，她的白皙丰满使当地看惯了黑黄扁瘦的女性的人们享受到了真正女性体态和曲线之美。其他咖啡店和酒吧里，大都是陪客人跳舞，或以半裸之躯诱惑客人，而她的高雅艺术使人们真正感到了咖啡厅的温馨和文化氛围，梦之乡咖啡厅一举成为当地一个著名娱乐场所，而她也在当地小有名气，甚至有一些重要客人来访，当地政府也邀请她去酒会上一显舞姿。
三年之后，她略有了些积蓄，与梦之乡咖啡店的合同已满，谢绝了老板加薪续约的请求，单身一人到了仰光。
她是沿伊洛瓦底江旅行的，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在中国境内，她插队时有两个女知青在一次洪水中被卷进山谷，据说就被冲进了伊洛瓦底江，再也不见踪影。
当她第一眼看见伊洛瓦底江时，跪了下来，把准备好的几炷香点燃，摘下谷边的罂粟花撒进江水。以奠祭死去的同伴，也奠祭自己在知青岁月中失去的青春。
到达仰光之后，她本想入艺术学院深造，无奈年龄已过，只好仍然以为职业，在一家大型夜总会工作。但她绝不进行色情活动，而且不陪客人跳舞，专门表演孔雀舞。
随着她技艺的日趋成熟，她的知名度也日益提高，终于在一次民间舞蹈大奖赛时进入到了缅甸国家剧院，登上了缅甸国家一流的舞台。
但是，她毕竟年华已逝，人过三十，青春的气息不复存在了，因而也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发展，专业艺术团体不能聘用她：只是有一个演出商与她签订了合同，每年几次商业性演出时请她参加。一个艺术团体的老板很惋惜地问她：“你十年前为啥不来一试身手呢？”
而十年前，正是她被那个当导演的情人断定为毫无前途的时候。对此问题，她只能苦笑一下。
象脚鼓敲响了，这预示着泼水节即将开始，她从巨大的穿衣镜前挪开身子，中止了回忆的闸门，走出她那套虽不大，但完全属于自身个人、也颇为舒适的家。随着人流向仰光大金塔的方向走去，她将在那里再一次展现优美动人的舞姿。
她知道，在离开祖国的一批大知识青年中，她算不上什么出类拔萃之辈，更算不上为祖国争得了多么大的荣誉。她所做的无非是在努力的实现个人的梦想，在顽强地拚搏，用以完善个普通女性的全部人生。
为此，她觉得付出了很多，很多，她没有再谈恋爱，怕依附于一个男人而失去自我；她没有再回过家乡，怕父母的眼泪使她没勇气离开他们而失去成功的机会，她孤寂地生活着，只有孔雀舞使她充实。她渴望着有朝一日能以一个孔雀舞演员的名义回国演出，与刀美兰、杨丽萍一试高低。
也许这永远是梦，可美好的梦总比恶梦强一百倍，一千倍！当过知青的人的梦大概大多是美好的。
玻利维亚，他在一间农舍里发现了自己身处异国他乡却又一次开始了知青生活；澳大利亚，她在一群袋鼠中找到了自己生存的勇气和自由的空间。
不过，当他下定决心，只要能出国，无论地球哪个角落都可以时，他忽然觉得玻利维亚还是他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里相对来讲不像去美国、欧洲、日本那么艰难，而且永久居住证的到手非常容易，据说找工作也很随便，由于生活水平低下，物价也就非常便宜。
他之所以要出国，实在是为生存原因，倒不是在中国大陆没有他的饭吃，他无非是想过得好些，若按他的话说，是想让自己的付出的劳动得到符合一般规律的报酬，他觉得以往他并没有享受到按劳付酬的公平规则。
他是在农场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以他的高分数足以跨入北京大学的大门，可当时政策规定超过二十六岁的考生一律只准报考师范类院校，他也就只能屈尊了。
四年大学生活结束后，他研究历史的愿望并没能实现，而是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他多少还算是幸运的，没有被分到外地去，这多少有赖于他插队时相爱的女朋友在1979年大返城时从黑龙江回到北京，并迅速同他结了婚。
他不是一个有多大欲求的人，但也不是一个多安分的人，他不想成为红色社会的新资产阶级，但中学教师的贫寒则让他难以忍受。眼见他的学生考不上大学，在校门口那条街上摆个烟摊，衣服摊，一个月的收入都是他的五倍以上，甚至校门口卖冰棍的文盲老太太一个月都赚得等于他和妻子的共同收入，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屈辱。
他不再上课了。而去要求承包学校办的小工厂，一方面为学校创收，给老师们多发些奖金，一方面自己也能大幅度提升收入
然而，三年下来，他除了穿上一身笔挺的西装，腰里别上了台呼叫机外，他几乎没给学校赚到钱，自己也曾经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他以一个老师的心态走入商界，其悲剧结局是必然的。
他不服气.不相信自身的智慧在中国大陆居然一文不值。他索性辞掉了职，加入到一个公司去当高参，专门从宏观上为此公司出谋划策，他一个月的报酬居然达到了一千元。
可惜，好景不长，1988年此公司陷入困境，上千万货款无法偿还，几百万元的货物积压在仓库里，大批客户逼债上门，总经理--溜了之，其他人也只有树倒猢孙散。
他成了一个无业游民，虽然每天还在奔忙，到处为人拉线做生意，以图从中吃点佣金，无奈这些生意都是“故事”，基本上没有一桩是真事，靠他老婆一个人的工资养活连他和儿子在内的一家三口简直没有可能，一直温顺的老婆终于提出了强烈抗议，甚至离婚的话也开始挂在了嘴边。
他一点都不想离婚，这个老婆跟他有患难之交，在农场时他因成立“马列主义小组”，学习马列原著，用以批判当时的一些极左思潮，曾经被开大会批斗，是他老婆自愿上台陪斗；他被发配到林子里去砍柴，每天是他老婆给他送饭，有一次他病倒了，还是他老婆三天三夜没睡觉，为他喂汤喂药；他承包工厂，辞职做生意，他老婆从没吭一声，这样好的妻子他当然要厮守一辈子，白头到老。
他向老婆发誓，一定要找到一条自谋生路的好方式，他在插队时就曾多次向老婆讲过天无绝人之路！
他发现了出国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他不是不爱祖国，不过有一首歌里唱到“无论我生在地球哪一个角落，都是中国人，无论我死在世界哪一块土地，都是中国魂。”在不在中国生活并不意味着爱不爱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成为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这些例子在一个历史老师心中可以找出无数。
于是，他运用他做生意时的关系，很快找到了出国途径，移民玻利维亚。为此，他变卖了家中一切可以变成钱的东西，又让父母及岳父母“赞助”了一些，在黑市上兑换了五千美元，其中四千用做移民费用，剩下一千留做到玻利维亚的创业生活费，至于飞机票钱，只有找一些朋友去借。
当时中国大陆移居南美洲的还很少，所以所费不多而且以骗钱为目的的人贩子还未涉足其领域，因而受骗上当的事也没有发生。
他留下快要上小学的儿子在父母身边，和妻子一同转道东京，飞到了那座位于海拔三千六百多公尺的高原城市拉巴斯。
办手绥并不复杂，但他和妻子看到了移民局一条他在国内时没有被告之的规定：新移民需要到边远地区参加五年的开发工作，才能回到大城市就业，当然有高学历的专家和艺术家除外，
他和妻子既不是专家，也不是艺术家，因而只有在离开农业生涯近十年之后重新又成为外国的农民，因为他并不想因为这条规定就打道回府。这条规定起码有年头限制，而他插队之时是做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打算。
他和妻子乘坐移民局的长途客车，被送到了玻利维亚西部的亚马逊河冲击平原上，那里是一望无际的亚热带雨林。
他本来是想和妻子在拉巴斯开一个中国小吃店的，专门出售饺子、面条、春卷、锅贴之类的快餐食品，然后慢慢地发展成一个中国餐馆，甚至中国酒店，他的这个理想只好放到五年以后去实现了。
在一个在维塔的移民区，他和妻子下了车，由当地移民管理机构划给了他们十公顷荒地，并分配了一间带有厨房和卫生间的铁皮顶木屋，这一切都免费使用，只是每年照章交税即可。
五年之后，由这个机构盖章，他们便可以离去，到大城市去谋生。到那时，也能申请加入玻利维亚国籍了。
住下来之后他才了解到，周围那些星星点点的铁皮屋内的不少居民已经住了十年之久，他们喜欢上了这块土地，不愿意再搬到大城市里去了。
维塔移民点有一个机械站，里面拥有全套农用机械，只要向机械站申请，并付很低廉的价格，就能够正常的使用那里的器具，不过要是自己不会使用，雇人来驾驶、操作，费用就会高出很多。
幸好他在插队时已经使用过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现在只不过再重新熟悉一下而已。当他又开着拖拉机犁开一片肥沃的土地时，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人生中又一块新的生活被犁出来了。
使他有点难以置信的是这一百五十亩土地居然属于他所有，无论在上面种植什么，那收获也属于他所有。而十多年前他插队时只是在为大家而干，无论干多干少，丰年灾年，他都只能一个月收入三十二块钱而已。
他理所当然地会精耕细作，他要为五年后进入城市创业打下越多越好的经济基础。
邻居们并不敌视外国人，而且还带着葡萄酒和烤肉来到他的新居向他们祝贺，虽然语言不通，但从手势和表情上是可以领略到邻居们的热情的。
他以为会在异国他乡过上五年平和宁静的田园生活了。然而，他错了，一天夜里激烈的枪声使他大吃一惊，儿颗流弹从他屋顶上划过，吓得妻于缩在他怀中好久不敢吭声。
天亮以后，他看到儿具尸体摆在了移民管理机构前的空场上，他还以为在原始森林中活动着游击队或是土匪之类的人。
和粗通英语的管理人员一交谈，他才知道是政府缉毒组织昨天夜里袭击了一个地下毒品加工厂，由于遭到反抗，所以发生了枪战，几个贩毒分子被击毙，并缴获了上百公斤可卡因，地下加工厂被洒上汽油烧毁。他还知道了玻利维亚政府虽然引进了一些移民，开垦出大面积的荒地，但同时也为移民中的不法分子大规模种植古柯类植物埋下了祸根
他倒是从没有去种植古柯类植物，虽然他知道这能让他的收入成倍增加，但他不愿意干任何损害人类生存的事情，在插队时他就反对过农场领导大规模砍伐树林，也反对过毁草种田，为此还挨过批斗。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知青，若是没有良心，他其实在国内做生意时也早就发了财。
由于他不种植古柯，曾有一段时间遭受到邻居们的敌视，但他善于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而且绝不充当告密者。他当知青时也有过相同经历，一些老职工冒着被批判为“搞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他砍柴的山林中悄悄养了些猪和鸡鸭，他就从没有向领导汇报过。此时，在异国他乡，他用同样的方式处之，慢慢赢得了邻居们的尊重和信任，为此，还有人向他赠送了一辆半新的小型卡车。
有着知青经历的他和妻子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除了有些文化不同而带来的孤独感外，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劳累之感。烈日、暴雨对他们只是旧事重提，各种农活也不陌生，并且还有时间到亚热带雨林中去观赏在北京只能从动物园里看到的可爱的动物；成群的斑马、长颈鹿、野牛、懒洋洋的狮子、慢条斯理的河马，他们甚至还看过巨蟒和鳄鱼的搏斗。
他种植了大面积的玉米和小麦，还开了一块菜园和水果园，他那比在北京时大五倍的房子也布置得很舒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把儿子带来。不过，那里没有计划生育官员，他又让妻子怀了孕，十个月之后生出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立即享有玻利维亚国籍。
他的存折上也开始有了比一千美元还多的数字，从朋友那里借的债当然早就还清了。靠自己的劳动过上殷实生活的愿望居然是在祖国之外的地方实现，他不觉有些悲哀，但也理解了世界各地的华侨们一方面苦恋着祖国，一方面又在异国奋斗的心绪，也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有知青经历的人在人到中年时还愿意出国再来一次“洋插队”
他发现，在辛勤耕耘了三年之后，他还真有点对这块洒下汗水，而且给他带来收益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但他两年之后还是要毫不犹豫地离开，到拉巴斯去开始又一次新的生活。
她到澳大利亚去留学，仅仅是为了更换一下环境，她觉得在广州的日子过得令人窒息。
从一般人的角度看，她应该知足而乐了，很难想象她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她有着一个完全“妻管严”的丈夫，对家务事全面承包。还有着一个可爱的儿子，从小就想当加里森。她自已在一家发行量不小的刊物当摄影记者，发表的照片数以百计，在行业内也算小有名气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虽不算宽敞，可按平方米计也达到东京人的居住水平了。室内装修得颇有点艺术家味道，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甚至客厅兼餐厅内还装上了一部松下空调机。
对于三十多岁，相貌平平的女人来说，有这样的家这样的业，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
这个名叫李依红的女人看不上丈夫缺少男人气，只会唯唯诺诺、嘻嘻哈哈，甘居平庸。一个男人，居然还会织毛衣、裁裤子。谈恋爱时她把这当成温情和安分守己，可一同生活了十年，她则把这当成男人的没出息。
不过，和丈夫在一起已经习惯了，无论她怎样不满意，那个工厂宣传科的小科长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他觉得有本事的女人脾气大点是正常的。
她最难以忍受的是事业上的痛苦，外人只看到她每年发表多少摄影作品，得了什么大奖和金奖，而对于她真正花心血拍出的照片不能发表的苦衷却毫不了解。为此，她和社长兼总编几乎每一天都要吵架，指责那个胖老头不懂了什么叫艺术。
但是，她是本刊的骨干力量，总编又绝不让她产生一点能调走的希望。于是，一气之下，在那股赴澳大利亚留学热的中国人名单中，出现了李依红三个字。总编没有阻拦她，对于她的一切行为，丈夫都是俯首称臣，由她而去的。看着丈夫那张渴望她留下却又强作笑容的脸，她真想大喊一声：“我跟你离婚！”然而，她又知道为了可爱的儿子她不能离婚，像自己丈夫这样全心全意对妻子和孩子的男人这个时代的确太少了。她必须承认，每个男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只具有一种优点，别像小姑娘那样再自欺欺人地寻找十全十美的男人吧。
她走了，没有想还回来不回来的事，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她对今后还没什么明确的打算。甚至在飞机上她也什么都没有想。
跟李依红同租一套公寓房的八个中国同伴中一个买了台缝纫机，从批发商那批来衣料和图样，做起了衣服；一个在门外开了个炒货摊，支一口油锅，专门卖炸油饼之类的小吃，一个年轻貌美的迅速找了一个老华侨，嫁与他为妻，还有一个和校方老板串通起来，专门向中国各地发售入学通知书，其他几个白天睡觉，夜晚不归，也不知在干什么。
李依红倒也并不想认真学习英语，她的英语程度早已和英语系的大学毕业生不相上下，但她也不想单纯为了挣钱就什么都可以干，她不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而是一个各方面都早已成熟的女人了。严格的说，她可以有效的进行创造性生活的岁月已经不多了，她之所以离开故土，不就因为想使自己的才能有机会充分展示一下吗？
而澳大利亚确实给了她这样的机会，她第一批拍摄的堪培拉风光的照片被国内几家旅游报刊给她发表了，几张反映留学生生活的照片更是被一些青年刊物欢迎，甚至他们发来急电，让她尽量多地摄取这一类镜头。
她也和同伴们一样离开了学校，开始了她澳利大业的流很生活，这实际上也是她寻觅可以摄入镜头的画面的生活。这是一种危险而又有乐趣的生活，澳大利亚地广人稀，随时都有几率发生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死亡。
不过，她并不怕死，她早已经面临过死亡的威胁了。那是她在海南岛插队的时候，为了在一条溪上架设一座木桥，使孩子们能够到对岸山坡上的学校去上学，全连队一百多人都在每天割完胶之后投入这个工程。
木桥快完工时，正好赶上连绵阴雨，橡胶树被水淋以后不能割胶，于是所有人就集中精力不分白天黑夜抢建木桥。
一天黄昏，雨滴骤然猛烈起来，有老职工判断很快会有山洪来临，但连长并没有估计到它的危险性，而是号召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与天奋斗，大雨大干，争取在夜里十二点钟将桥面合拢。
知识青年们在毛主席语录激励下，自然不会将雨水放在心上，大都冲在了河中心，递料，挡水，不幸的是，两个小时以后，因大规模毁林开荒而起不到蓄水作用的山岭，将大量洪水倾泻而下，平时只有一米多深的溪流一下子变成了水深四五米的汪洋，水浪如墙一般横推过来，卷着泥沙，枯枝和兽尸滚滚奔腾。
木料堆首先坍塌了，李依红和一些知青本来听到怒涛声已经躲到高处，但一见辛辛苦苦伐来的木料被冲走，又跳进水中去捞取木料。还未到河心，她就无法再与洪水搏击，只能顺水而游，几次被浪头打入水底，很快便神智不清，昏迷过去。
当她醒来时，正躺在连长的怀抱中。原来是打着手电简的连长发现她被冲到下游，追了三里多地，才将她捞上来，为她压出已经灌满肚子的水，又作了人工呼吸，才使她从死神的面前回到人间。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这样幸运，另有三名女知青在茫茫黑夜失踪了，沿河打着火把寻找了一整夜，也没有见到人影，三天之后，洪水退下去，才发现这三个平均岁数不到十八岁的少女被卡在了桥墩缝中，尸体已经泡胀了。
在和平的年代里，李依红太早就懂得了死亡是怎么回事。她自认为她已经死过了一次，不会再惧怕死亡了。她从那时对死就奠定了这样一种信念：死无所谓，人都是要死的，只要你在生的时候是心甘情愿干一项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死得值得。
为了爱，为了事业，为了一种情趣，为了使这样一个世界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进步而死，就都不是平庸的，就都值得立一座碑。
那三名女知青被埋在了连队最高的一个山峰上，那里竖起了一座碑。她在结婚时，蜜月旅行没有去什么名山大川，而是和丈夫一同来到了插过队的地方，住在她当知青时住过的那间小房中，每天早晚去坐到三个女伴的坟墓边，陪伴她们，白天则到橡胶林中，一棵树一棵树地查看、欣赏。最后又和丈夫走进了亚热带原始雨林，踩着她曾经伐过木的小径，一直攀登到峰顶。在那里，她又看到了三座女知青的墓，夕阳正好笼罩在三堆红色的土包上，如同大地在淌血。
有过这种经历的女人，正常情况下不会再胆怯，她所怕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无法完善自己的人生，无法干成功一桩她认为是有意义的事业。
在澳大利亚，她像西方到中国旅游的那些大学生一样，把头发剪短，只穿一件男式背心和一条肥大的短裤，背着一个有二十多个口袋的旅行袋，里面放着她全部财产，行走在漫长的道路上。
她并不想赚钱发大财，因而她就没有缺钱花的苦恼。当然，她从国内带来的一点生活费不足以令她随心所欲地流浪，何况买胶卷和冲洗照片也是一笔不少的开销。不过，这不会难倒她。
一路上，她不放弃任何一个打零工的机会，从修理草坪、擦汽车、打扫房间，替人遛狗到涮碗、洗盘子，她都干过，这些收入足以使她补充足够地生存所需的卡路里。至于胶卷和冲洗费她则从一家华文报纸的老板那里支付，这是她贴身携带了一些她在国内报刊发表的照片资料的结果，她将这些照片资料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证交给那个老板看了以后，老板立即与她签订了合同，每个月向她提供三十个胶卷及这些胶卷的冲洗费，而她每个月向老板提供十张以上可使用的艺术照片。
她有时拦车搭乘，在澳大利亚是不会有人拒绝一个女人的坐车请求的，有时是步行，这一般是她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兴趣。
当她的摄影旅行进入到澳大利亚北部草原地区以后，她的节奏放慢了。她觉得不是疲劳，而是那里有啥东西吸引了她。
首先是袋鼠，那些在大草原上无拘无束地跳跃，在公路上悠闲张望的袋鼠突然使她感觉到了自由的可贵。
同样透惑她的是那毫无遮拦、清澈透明的瑰丽大自然，站在这里，似乎她的想象再无任何障碍，可以通向无限深远的空间，以至于漫漫无际的宇宙。
这是草原中间一座尖顶的白色小楼，周围有十几排牛羊圈和饲料房，主人菲利浦先生是英格兰人的后代，他的祖上是被流放于此的英国犯人。他饲养着几千只羊和奶牛，很乐意有个壮年人来给他打工。
她决定像一些西方人一样，以研究某一种动物为乐趣，她的对象当然是袋鼠，她将坚持不懈地把袋鼠在大草原上的一切生活习性拍摄下来，从出生、繁衍一直到死亡的全过程，她相信一定会有出版商感兴趣，为她出一本精美的画册。她现在所拍出的照片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而且在澳大利亚的几家报刊也被接受，香港、台湾、日本的一些杂志开始谨慎地向她约稿，她出画册，办个人影展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她决定在有了长期居住证以后，把丈夫和儿子都接来，他们终究是她的亲人。做为一个女人，她需要男人的爱，也需要给儿子以爱。
远远地，她能望见维多利亚河的流水，那水将会流向大海，她觉得她的生命也像那水一样在欢畅地流动。于是，她又想起了当知青架桥时的洪水，那水也在流动，却吞没了本来也能嫁给男人、生儿育女的少女的生命。